赫拉巴爾．過於喧囂的孤獨

所以，在歷史事件中，所謂的偉大人物只有微小的作用。

說1812 年事件的原因在於拿破崙的野心和亞歷山大皇帝的堅定愛國心，是毫無意義的，就像說羅馬帝國崩潰的原因在於某個野蠻人把人民驅往西方，而某個羅馬皇帝治國無方，或者說，一座大山崩倒是由於最後一個工人挖了最後一鍬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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儘管歷史和罪行統計使我們相信別人的行動是無意識的，我們還是認為，我們的一切行動都是由自由和意識決定的。

我可以享受我的自由，舉起手來，在有力地把它放下。我這樣做了。
但我的旁邊站著一個孩子，我把手舉到他的頭上，我想用同樣的力氣朝孩子頭上放下去。我不能這樣做。
一隻狗朝這個孩子撲去，我不能不舉手打狗。
我站在前線，不能不跟著部隊前進。當所有人都向前跑的時候，我不能不跟著部隊進攻。

不知道是不是錯誤，但我在寫作過程中完全相信，當我在描寫1807 年的歷史事件，特別是1812 年的歷史事件時，這種宿命的規律格外明顯，我不能添加那些人的意義，他們似乎控制著事件。其實，它們比其他參與者更少作出自由人的行為。
我對這些人的行為之所以發生興趣，只是想利用它們說明那條宿命的規律，以及那條心理學規律。它促使做出最不自由行為的人從回顧往事中虛構出一系列結論，以證明他本身的自由。





列夫‧托爾斯泰　《戰爭與和平》　作者序